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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也一场搞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但却遭遇到出人意料强的抵抗。武汉‘七?二0’事件和许世友抗命大别山让毛先生感到：在国境四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军队即使暂时混乱一下也会危及国家安全，于是只好允许军内功臣集团继续存在。武装斗争年月的中国共产党，军政关系实属一体，革命胜利后党内、政府内高级干部与军队高级干部之间，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关系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只要军内功臣集团还在，党和政府方面的功臣们就不愁没人帮忙说话。后来迫于种种形势，毛先生更不得不以“三结合”形式，为功臣集团在政府内也保留了一块势力范围。打而不倒的功臣集团，既掌握军队，又在政府里享有行政能力娴熟的优势，于毛先生身后重新掌权势在必然。这一点，连毛先生本人也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经恳求功臣集团拥护自己的政治路线。与周恩来在长沙促膝长谈，希望周先生全力支持其继续革命主张于前；许诺只要邓小平同意为文化大革命作肯定结论，就可以让邓先生接班在后。但结果均不理想，周先生表面诚服内心不以为然，邓先生干脆婉言拒绝。也许那一刻的毛先生，已经预感到自己反修防修事业将要失败。”

    “革命功臣也是党的宝贵财富，毛主席实行区别对待政策是正确的。”毕竟利益决定立场，杨惠娟潜意识里以少年唐汉党革命“胜利”后的功臣自居，故而尽管平素对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景仰备致，却并不认同他对功臣的态度。如果说提上一个问题的动机还只是好奇，那么这次接口杨惠娟已有了新打算。她在想，你霍玉辰堂堂一国总统，能匀出一天时间和我谈话已够多的了。只要我跟你拉东扯西把时间耗光，看你还怎么对我劝降？为了表示求教之虔诚，她竟站起来拖着满身镣铐，“哗啦哗啦”地走到离霍玉辰很近的地方垂手而立，恭恭敬敬地问道：“但毛主席为什么不从群众中培养新生革命力量呢？”

    杨惠娟的恭敬态度并不完全虚伪，只上过一年法律系本科的她，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了解有限，正想找个机会弄弄清楚。

    “你所考虑的，毛先生都一一实践过。”霍玉辰猜到杨惠娟想拖时间，但成竹在胸的他毫不担心。他不但拒绝彭非和李哲原的保护，而且不嫌麻烦，整整花了半个小时，介绍毛泽东如何提拔新干部又如何失败的详情，让杨惠娟听了个过瘾。

    “问题在于，毛先生对革命的认识深度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以致于响应造反有理号召者都没真正理解他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只是借此为名搞政治冒险投机之实。这就使得毛先生在大破之后，找不到大立的社会基础。文革初期，毛先生想培养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高校学生领袖为未来党和政府重要干部，结果这批学生领袖辜负了他的期望，为争权夺利大搞武斗。失望之余的毛先生又片面强调阶级出身，直接从工农群众中提拔各级干部。毛先生以为，这批人掌握政权后会成为所出身阶级的利益代表，将革命纯洁性保持下去。结果他又犯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须知只要条件合适，个人完全可以背叛本阶级利益。在物质财富没有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所有品德不够高尚者，都有攫取更多社会财富的贪欲。贵族阶级是如此，无产阶级也同样如此。以后事态发展证明，很多工农出身干部腐化速度也很快，王洪文就是典型例子。不难看出，毛先生晚年所选拔的工农干部，是一个既缺乏行政能力又以不亚于功臣集团速度腐败着的集团。这个集团的群众认同度更低，所以毛先生才逝世，功臣集团重新执政就成为历史必然。”

    因听得入神而足足站立半个小时的杨惠娟，总算觉得该活动一下身体了。她迈动锁着双镣的秀腿往自己座位方向走去，于铿锵激越的镣铐声中还不忘发表颇为中肯的意见：“照我看，即使工农干部群在毛主席身后能够执掌政权，他们也会很快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而走向腐败。毛主席的良好愿望同样不能实现。”才一坐回沙发，思维敏捷的她又提出一个新问题：“领袖人物往往能在历史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难道毛主席就不能从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部下里找到合适的继承人，将反腐事业延续下去？”

    “问得好！问题仍旧出在毛先生思想的过分超前，以至于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干部群体里，很难找出思想观点既与他基本一致、又具备有足够政治资历和实际政治cao控力的事业继承人。纵观1966年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勉强符合这两个接班标准的，大概只有两人。林彪是当时十分著名的一位，另一位名叫陶铸，但长期以往人们忽视了他。后来，恰恰是林彪以自己行为告诉世人，他与毛先生思想一致是假的。而历史虽没给陶铸机会证明他对毛先生事业的忠诚，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心口如一禀性上推断，他才是毛先生相对合适的思想继承者。遗憾的是，当时还能畅游长江、未把身后事放上议事日程的毛先生，根本没意识到继承者会如此难觅。仅仅为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毛先生就违心承认江青擅自打倒陶铸的既成事实，并很快导致陶铸在心情郁闷情况下患癌症去世，由此酿成大错。从这以后与毛先生思想一致的高级干部，如华国锋、纪登奎甚至江青、张春桥